一九七八年，三月四日下午两点零三分。


    清水湾片场二号摄影棚，空气里，有股陈年木头和新鲜油漆混合的味道。


    临时拼起的长桌上，铺着洗得发白的邵氏旧幕布。


    横幅是徐克，用刷子蘸红漆狂草写的，“老树开新花，没钱也要发”。


    最后一个字，油漆没干。


    漆正往下蔓延，像道血痕。


    台下坐着三拨人：


    左边七八个小院线老板，手指在计算器上按得噼啪响；


    中间记者区，相机镜头反着冷光；


    右边出版商和广告商，交头接耳，像在菜市场还价。


    最后排，邹文怀派来的两个西装男，翘着二郎腿。


    笔记本摊开，钢笔帽都没摘，摆明是来看笑话的。


    主持人是郑守业。


    这老监制今天，穿了件领口浆得太硬的新衬衫。


    起身时，脖子都不敢转。


    他刚翻开讲稿，念出“邵氏影业自一九三零年，”


    “哐当！”


    舞台左侧传来巨响。


    所有人转头。


    六十三岁的老陈，在邵氏道具组，干了四十七年的老师傅。


    把一只生锈的铁皮工具箱，砸在讲台上。


    箱子弹开，里面扳手、钳子、半卷电工胶布滚了一地。


    老陈弯腰捡起那把，最大的扳手。


    缠着胶布的木柄，油亮发黑。


    他抬头，没看台下，盯着扳手：


    “一九六五年，《十三太保》。”


    声音粗哑的，像砂纸磨铁。


    “我师父用这把扳手，给主演的刀柄雕花纹，雕到半夜，手指血浸进木纹里。”


    他举起扳手，锈迹斑斑。


    “今天我要用它，讲个新故事。”


    全场静了。


    郑守业张着嘴，讲稿还捏在手里。记者区闪光灯开始闪。


    老陈把扳手，往桌上一拍：“《十三太保：九龙城寨篇》，如果那十三个晚唐军阀护卫，活在今天深水埗的劏房里。”


    他从工具箱底层，抽出三样东西：


    一本破烂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；


    一个传呼机；


    一包皱巴巴的南洋牌香烟；


    “诗人太保。”


    他举起唐诗，“城寨补习班老师，打架前要先念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，念到一半学生举手：‘老师，黄河在哪？’”


    台下有人憋笑。


    “传呼太保。”


    传呼机举高，“专门接单，但经常把‘追杀令’听成‘叉烧饭’，拎着外卖盒去打架现场。”


    笑声大了。


    “烟枪太保。”


    香烟抛起又接住，“负责情报交换，但烟瘾太大，重要消息总在吐烟圈时说漏嘴。”


    老陈又从怀里，摸出一张发黄照片。


    那是1969年，《十三太保》杀青时的合影。


    他手指点着照片最边上，一个模糊的侧影：“这是我师父。临终前跟我说：‘阿陈，电影最紧要是什么？’”
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向台下：


    “不是刀够不够亮，是人够不够真。”


    “所以我这个故事，”


    他抓起扳手，在空中虚劈一记。


    “十三个人，住同一个劏房，月租八百，水电费aa。白天在街市卖鱼、修水电、开小巴，晚上回来蹲在走廊炒菜。直到地产商要拆楼，”


    他身子前倾，扳手尖点着台下第一排一个，小院线老板的鼻尖：


    “他们用晾衣杆、麻将牌、高压锅当武器。最后大战在天台，不是飞檐走壁，是踩着晾晒的底裤和腊肠，一边打一边喊：‘小心我的腊肠！我阿妈腌了三个月！’”


    “轰！！！”


    全场爆笑。


    连后排邹文怀那两个西装男，都肩膀抖了抖。


    老陈鞠躬，拎着工具箱下台。


    脚步沉重。


    掌声炸响，持续了足足半分钟。


    郑守业这才回过神，擦擦汗：“下、下一位，服装组张姐。”


    五十八岁的张姐，走上台时，怀里抱着个旧樟木箱。


    箱子放在桌上，开锁时“咔哒”声清脆。


    她没说话，先从箱子里捧出一件，月白色的长衫。


    1965年，凌波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，穿过的一件戏服。


    袖口处，手工缝补的针脚，细密如蚁行。


    “这件衣服，我补过七次。”


    张姐声音很轻，但透过麦克风，每个字都清晰。


    “第三次补，是六七年暴动，片场停电，我点蜡烛补，烛泪滴在这里。”


    她手指轻触领口一处，淡黄的痕。


    台下静了。


    “每次补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”


    张姐抬起头，眼里有光，“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活在1978年的香港，祝英台会不会穿机车皮衣？梁山伯会不会留长发玩乐队？”


    她“唰”地抖开一张，手绘设计图。


    图上，女装是黑色紧身皮衣，配暗红色旗袍裙摆。


    男装是破洞牛仔裤，配绣着云纹的改良中山装。


    背景不是书院，是兰桂坊霓虹闪烁的livehouse舞台。


    “《梁祝：摇滚爱情故事》。”


    张姐声音提起来，“祝英台，地下乐队‘红蝶’女主唱，每晚在酒吧唱自己写的歌：‘谁说女子非要待闺中？我偏要用电吉他，震破苍穹！’”


    她模仿了一个，摇滚嘶吼的动作，僵硬但真挚。


    台下年轻记者，吹了声口哨。


    “梁山伯，中文系研究生，每晚在酒吧角落写论文，题目是《宋词中的隐喻结构》。直到某天，他抬头，听见台上女孩唱：‘我若是蝶，必冲破这茧。’”


    张姐停顿，从箱子里，取出一对耳环。


    不是珠宝，是用吉他拨片，和旧戏曲头面珠子串成的。


    “定情信物。”


    她举起耳环，“他送她拨片，上面刻了半句词：‘金风玉露一相逢’。她送他珠子，串在书包上。两人私奔不是去书院，是租了个唐楼单位，月租一千二，隔壁住着个天天唱粤剧的阿伯。”


    翻到下一页设计图：


    舞台，是传统戏曲台与现代演唱台的叠加。


    琵琶手坐在电吉他音箱上，水袖舞者身后是架子鼓。


    “最后化蝶那场，”


    张姐声音微颤，“不是变蝴蝶，是两人在红馆，开第一场演唱会。灯光打下，舞台上方，用蜡烛做出千万只光蝶，但真正飞起来的，是台下观众举起的打火机光海。”


    她看向台下右侧，一个戴眼镜的出版社代表：


    “这个故事，我要做成漫画、音乐剧、广播剧三线并发。顾家辉老师已经应承，重新编十二首曲子，把《梁祝》原曲切碎，混进摇滚鼓点里。”


    那出版社代表，猛地站起来：“张女士！版权！我们先谈版权！”


    全场骚动。


    记者们，镜头对准张姐猛拍。


    张姐鞠躬下台时，抱紧那件旧戏服。


    像抱着半个世纪前的月光。


    第三个上台的是吴生，六十一岁，邵氏资格最老的编剧之一。


    他瘦得像竹竿，抱着的那摞手写剧本，厚得能当砖头。


    吴生没直接开讲。他先掏出一个老式木算盘。


    “啪”的一声，立在讲台上。


    台下愣住。


    “《大军阀：笑看风云五十年》。”


    吴生开口，声音平缓如说书。


    “这不是翻拍，是把原版电影里，那一家子人，扔进香港这五十年的历史滚筒洗衣机里，看他们怎么被甩干、熨平、再揉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