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，周二早晨。


    《明报》副刊周光宇那篇《香港精神分裂诊断书》，像一颗深水炸弹。


    在全港知识界，炸开了花。


    文章用精神病学的框架，分析了“谭张之争”的社会心理根源：


    “患者姓名：香港。症状：情感认知分离，表现为同时为《英雄本色》落泪和《英雄傻色》爆笑，且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。诊断：非病理性的精神扩容，或曰‘文化成熟症’。治疗方案：继续给药，剂量可酌情增加。即，赵鑫及其团队，请继续拍摄此类‘分裂电影’。”


    周光宇在文中写道：


    “我们曾以为香港观众，是情感简单的孩子，只能接受单一的情绪投喂。但赵鑫的社会实验证明，他们早已是情感复杂的成年人，能够同时处理悲壮与荒诞、崇高与滑稽。这不是精神分裂，这是审美能力的进化。香港，恭喜你，你成年了。”


    文章一出，全港哗然。


    某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，在课堂上，直接把这篇文章当教材：


    “同学们，这就是典型的‘认知失调理论’在文化领域的实践。赵鑫故意制造对立情境，但观众非但没有失调，反而找到了更高层次的认知和谐，他们接受了世界的复杂性。”


    台下有学生举手：“教授，那我们是该站谭咏麟还是张国荣？”


    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这位同学，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就说明你还没‘成年’。只有小孩子，才会做选择。成年人会说：我全都要。我上午听谭咏麟的《魔法爱情》跳舞，下午听张国荣的《有心人》流泪，晚上回家看两部《英雄》，哭完笑完睡个好觉。我干嘛要选择？”


    全班鼓掌。


    更绝的是香港电台，干脆开了档新节目叫《文化心电图》。


    每周请不同领域的专家，来“会诊”香港的文化现象。


    第一期嘉宾，就是刚从马来西亚勘景回来的许鞍华。


    主持人问得直接：“许导，赵鑫说《橄榄树》不拍党派只拍人，台湾那边能接受吗？”


    许鞍华在镜头前很平静：


    “我们不是要拍政治，是要拍人性。南洋华侨机工当年回国抗日，不是为了某个政党，是为了‘祖国’这两个字。战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回不去了，有的留在云南，有的去了台湾，有的流落香港。这种离散和乡愁，才是电影要拍的东西。”
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拿出一封刚收到的信：


    “这是在槟城找到的，一位老机工的儿子写来的。他父亲1942年死在滇缅公路，尸骨都没找到。信里说：‘如果你们拍电影，请告诉我父亲的故事，告诉人们，有一群南洋仔曾经为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，付出过生命。’政党为了某种目的，总把事实当作道具加以利用，但电影制作不能。”


    演播室里安静了。


    许鞍华眼睛微红：“我们拍《橄榄树》的原因。不是为谁唱赞歌，是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，作为一个人，我们不能忘恩负义，需要我们用镜头，做一次郑重的回响。”


    节目播出当晚，tvb热线接到超过两百个电话。


    有南洋华侨后代说“我阿公就是机工，谢谢你们记得”；


    有年轻观众问“电影什么时候上映，我要带全家去看”；


    甚至有位退休的历史老师说“我可以提供当年昆明航校的资料”。


    赵鑫在片场看完节目录像，对许鞍华说：“你看，香港真的成年了。他们开始关心历史，关心真实，关心那些比娱乐更深的东西。”


    许鞍华点头：“但压力也更大了。这么多人期待，我们拍不好就是罪人。”


    “那就倾尽全力去拍好。”
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威叔的纪录片团队会全程跟组，我们要拍的不只是电影，是‘一部电影如何被诞生’的全过程。这本身，就是给历史的另一份档案。”


    周三下午，清水湾排练室的气氛，有点微妙。


    谭咏麟和张国荣，并排坐在镜子前。


    两人中间摊着《电影双周刊》的最新专访。


    记者问谭咏麟：“阿伦，你现在是全港师奶的梦中情人，但《何时读书天》里那个爬了三十年坡的送奶工，让很多年轻观众觉得‘谭咏麟不只是会跳舞’。这种形象分裂，是你刻意经营的吗？”


    谭咏麟的回答，被印成粗体：


    “我不是在经营形象，我是在尝试做演员。跳舞的谭咏麟是真的，送奶的家明也是真的。人本来就是多面的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，钉在一种刻板的形象里？”


    记者又问张国荣：“leslie，很多评论说你演什么像什么，但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特质？”


    张国荣的回答更简单：


    “我的特质就是‘没有固定特质’。宋子杰的压抑，大伟的倒霉，年轻家明的青涩，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演员是容器，要装得下不同的灵魂。”


    谭咏麟指着这段话，对镜子里的张国荣说。


    “喂，你这回答很嚣张哦。‘没有固定特质’，那不就是千面人？”


    张国荣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。


    轻声说：“阿伦，你记不记得拍《英雄本色》最后那场戏，你躺在我怀里，血包破了，假血弄得我满手都是。那一刻我在想，如果小马哥真的死了，宋子杰这辈子要怎么活？”


    谭咏麟收起玩笑的表情：“所以你现在演什么，都有种‘底色’，那种经历过生离死别的重量？”


    “可能吧。”


    张国荣转头看他，“但你不一样。你演家明爬坡三十年，演出了另一种重量，日复一日的、不被注意的、但依然在坚持的重量。这两种重量，没有高低，都是人生。”


    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
    谭咏麟突然站起来，走到录音机旁按下播放键。


    《水中花》的前奏，流淌出来。


    “这首歌我录了三十遍。”


    他说，“编曲老师一直说我‘感情给得太满’，要我收一点。但我不懂，感情为什么要收？爱就爱到极致，痛就痛到彻底，这不是流行音乐，该有的样子吗？”


    张国荣静静听着。


    当谭咏麟唱到副歌“这纷纷飞花已坠落”时。


    谭咏麟的声音里，那种繁华落尽的苍凉感，让他动容。


    “你没收。”


    张国荣说，“但你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。不是嘶吼，是叹息。不是大哭，是红了眼眶但忍住。这种克制，比你以前的‘给满’更有力量。”


    谭咏麟愣住了。


    他反复听这段录音，却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。


    “所以你的《有心人》那种‘含泪但不流’的唱法，不是天生的，是练出来的？”


    “是理解出来的。”


    张国荣也站起来，走到钢琴旁。


    “宋子杰对哥哥的感情，恨是真的，爱也是真的，但都不能说出口。所以唱‘模糊的迷恋你一场’时，我要让听众听到那种‘想说但说不出口’的窒息感。这不是技巧，是共情。”


    两人对视，突然都笑了。


    “所以我们俩，”


    谭咏麟咧嘴，“一个在学克制，一个在学释放？”


    “然后观众看我们，就像看两个学走路的孩子，一边笑一边给我们加油。”


    张国荣难得幽默。


    敲门声响起，赵鑫探头进来：“两位‘孩子’，聊完了吗？郑东汉在会议室等你们，关于新专辑的宣传策略，需要你们亲自定。”


    会议室里，郑东汉把两份数据报表，推到两人面前。


    “《魔法爱情》，全亚洲销量破八十万张。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都进了年度销量榜前三。日本宝丽金那边，铃木健二想邀请阿伦去做四场巡演，场地都定了，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福冈。”


    谭咏麟眼睛瞪圆：“八十万？我才发了两个月！”


    “《极乐净土舞》在日本青少年，中病毒式传播。”


    郑东汉翻出几份日文杂志。


    “他们给你起了个外号叫‘魔法舞王’，说你跳舞时的眼神能‘偷走少女的心’。铃木建议巡演时，至少有一半时间要跳舞。”


    “那唱歌呢？”


    谭咏麟皱眉，“我是歌手啊。”


    “所以需要你自己，想办法去平衡。”


    赵鑫接过话，“舞要跳，歌也要好好唱。日本市场很挑剔，如果你只是跳舞好看，他们会把你当偶像，但如果你跳舞好看唱歌还好听，他们就会把你当艺术家。这个定位，决定你未来五年在亚洲的高度。”


    谭咏麟深吸一口气：“我明白了。那leslie呢？”


    郑东汉翻开另一份报表：“《有心人》单曲销量破五十万，但更重要的是口碑。乐评人几乎一面倒的赞美，说这首歌‘重新定义了粤语情歌的深度’。《电影双周刊》做了专题，分析你从《风继续吹》到《有心人》的演唱进化，标题叫《张国荣：从偶像到艺术家的蜕变之路》。”


    张国荣安静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报表边缘。


    “台湾那边呢？”他问。


    “台湾对你兴趣很大。”